法务部门如何巧用"律师-委托人特权"

“律师-委托人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是指，符合特定条件的、律师和客户之间的秘密交流，可以免于在司法程序中作为证据出示，而不造成不利后果。一般认为，“律师-委托人特权”的法律渊源可追溯至罗马法中“不得强迫律师披露对其客户不利证据”原则。发展至今，各个不同法域在“律师-委托人特权”的法律基础、适用范围、保护标准等方面已有较大差异。

为使“律师-委托人特权”最大化地保护特定交流内容，跨国公司的法务部门已然提炼出不少实务技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在多个法域的不同司法程序中，跨国公司的惯常做法受到挑战。司法机关认为，部分内部的通信交流，没有满足特定条件，不能适用“律师-委托人特权”，由此导致相关通信交流在这些司法程序中失去特权保护，被纳入证据开示的范围。

例如，2013年，在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关于Wultz v. Bank of China案中，中国银行援引了两个其他州联邦法院案例，该两个案例均认为，虽然法国的公司法务和专利代理人不是执业律师，但仍符合“律师-委托人特权”中“律师”的身份要求。但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最终未支持中国银行的主张，理由是，不能因内部法务与执业律师具有同等效用，就认定其符合“律师-委托人特权”的适用条件。法院进一步认为，在中国法下，律师和公司法务有着显著区别，中国的公司法务无需取得相应法律资质，也无需具有律师执业资格。据此，法院认为，中国的公司法务不符合“律师-委托人特权”中“律师”的定义，仅涉及公司内部法务而未包含外部律师的通信不受“律师-委托人特权”的保护。

又如，2022年5月，在美国司法部发起的对谷歌公司的反垄断诉讼中，司法部和多州总检察长提起动议，要求谷歌披露其主张享有“律师-委托人特权”保护的文件，理由是谷歌滥用该特权以隐藏对其不利的内部通信。该动议称，谷歌刻意培训员工，在发送特定敏感商业信息的邮件时抄送外部律师，在邮件中添加“受特权保护”的标签，正文中包含“寻求法律建议”的表述。然而实际上，很多邮件完全是讨论商业问题，并非是真正寻求法律建议。在超过8万份的邮件中，律师仅作为被抄送人，未就邮件内容给出任何回复。因此，此类邮件不应当获得“律师-委托人特权”保护。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尚未对此作出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