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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 28 OCTOBER 2026

《企业反腐败合规实务》第31期发布!

Jincheng Tongda & N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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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CHENG TONGDA & NEAL (JT&N) was founded in Beijing in 1992. JT&N has distinguished itself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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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游连续两轮反腐通报揭示了文创行业舞弊的结构性根源。非标采购与权力集中如何为腐败提供温床?从"人管人"到"制度管权"的转型路径是什么?本&#

ChinaCorporate/Commercial Law

从米哈游反腐看民营企业反舞弊合规体系构建

引言

9月21日,米哈游发布年度第二份反舞弊通报,披露原国际化团队员工孙某在项目执行期间收取供应商贿赂及返点,原周边团队员工成某自入职以来长期、反复从多家供应商处收取贿赂及返点,涉案数额均远超刑事立案标准。目前,二人已被逮捕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米哈游随之与二人解除劳动合同,同步列入“阳光诚信联盟黑名单”与“企业反舞弊联盟”永不录用,涉案供应商全部永久终止合作。反舞弊通报中“公司声明对舞弊行为追查不设期限”值得特别关注。

今年2月,米哈游已通报过一轮反腐成果,四名员工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法院判处刑罚,24家供应商被列入黑名单。两轮通报叠加可见,米哈游的反腐力度在游戏行业中已属罕见。更值得关注的是通报的形式本身,即:公开披露案件事实、处理结果、制度依据,主动将涉案人员信息推送至行业联盟黑名单系统,这种反腐做法在几年前的民营企业中极为少见。

这种从“内部消化”走向”公开通报”的转变,并非米哈游一家的选择。据报道,腾讯2025年全年查处“腾讯高压线”案件70余起,90余人被解聘,20余人移送公安机关,并自建多个AI分析工具构建动态风险模型;字节跳动2025年四季度至2026年二季度连续公布反腐数据,仅2026年二季度即辞退114人、8人移送司法机关;抖音集团2025年全年50余人移送司法机关,23家合作方被列入永不合作清单。

因此,互联网与文创领域的头部企业,正在将反舞弊合规从一项边缘性的行政管理事务,提升为企业治理的核心议题。本文尝试从下述几个方面浅析。

01. 非标采购与权力集中是文创行业舞弊的根源

理解文创行业的反腐紧迫性,需要回到其采购活动的本质特征。与传统制造业的标准化采购不同,文创企业的美术外包、IP周边衍生品、广告买量投放等核心采购对象天然具有非标属性。

以米哈游的周边业务为例,2025年其IP周边业务营收达18.5亿元,占自研游戏IP周边市场24.7%的份额。周边衍生品采购涉及供应商资源开发、询价打样、协议签订、生产跟踪等环节,而文创产品的创意设计价值难以精准量化,供应商报价缺乏统一可比标准。一款手办的开模费在不同供应商之间的报价差异可能达到数倍,而这种差异很难被简单归结为“虚高定价”,因为工艺复杂度、材料选择、良品率本身存在合理的弹性区间。

正是这种定价模糊性,为舞弊提供了天然遮蔽。米哈游案件中,孙某和成某的作案模式高度相似,即在供应商准入环节注入个人影响力,继而将其变现为持续性利益输送。当一个人的权力覆盖了从供应商遴选到项目执行再到验收结算的完整链条,而采购标的又缺乏可比的定价基准时,腐败几乎是制度缺失下的必然结果。

这种结构性风险也不是仅仅米哈游独有,抖音集团的反腐数据显示电商和生活服务板块是舞弊重灾区。不同企业的业务结构各异,但腐败高发岗位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即,腐败大多滋生于决策权集中、定价标准模糊、验收评估主观性强、外部供应商关系密切的区域,如,美术外包岗、买量推广岗、采购岗、周边供应链岗等。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统计的127件案件显示,大量案件超过3年才案发,超过5年案发25件,超过10年案发3件。因此,腐败不是一次性的偶发事件,而是在制度缺位环境中持续生长的系统性问题。

02. 反舞弊合规要实现从“人管人”到“制度管权”

反舞弊合规体系的核心命题,不是如何发现腐败,而是如何压缩腐败发生的结构性条件。权力制衡机制的核心逻辑在于:将完整的采购决策拆解为多个相互独立的环节,使每个环节由不同主体负责,形成交叉验证与相互制约。具体到供应商管理场景,至少体现为三个层面。

其一,供应商准入环节的多方评审机制。将供应商遴选从“个人决策”转变为“集体评审”,要求供应商引入必须经过业务、采购、财务乃至合规部门的联合评审。这一机制的设计意图在于打破案件中那种“一个人决定哪些供应商进入合作体系”的权力垄断格局。当准入决策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时,利益输送的交易成本将大幅上升,腐败的概率则大幅下降。

其二,重点岗位的定期轮岗机制。其价值不仅在于防止员工与特定供应商形成过于紧密的利益关系,更在于通过岗位交替实现隐性交叉审查——继任者天然会对前任留下的供应商关系和价格水平进行重新审视。实践发现,许多长期潜伏的舞弊行为正是在岗位交接中暴露的。

其三,采购决策权与验收权的分离。当决定“向谁买”的人同时掌握“验收是否合格”的权力时,采购链条就失去了最关键的内部制衡节点。将验收职能独立于采购职能,是防范虚假采购、质量放水、虚报工时等舞弊模式的基础性保障,即,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通过反腐实践来看,上述三个层面互为补充,仅有准入评审而无轮岗制度,评审机制可能随时间被“俘获”;仅有轮岗而无决策与验收的分离,轮岗只是转移了风险而非消除风险。因此,权力制衡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体系的完整性而非单一制度的强度。

03. 全流程留痕与数字化管控赋能经营合规

权力制衡解决的是“不能腐”的制度架构问题,全流程留痕与数字化管控解决的则是“不易腐”的技术环境问题。前者通过制度设计增加腐败的实施难度,后者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腐败的被发现概率。

对公结算制度不应被低估,一旦允许个人经手资金流转,资金链条的可追溯性就出现断裂点。强制对公结算,确保每笔资金流转都有对应的合同、发票和银行流水,实质上是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使任何环节的资金异常都能被追溯。米哈游案件中孙某收取的“返点”和成某收取的“回扣”,如果资金流向能在对公账户体系内被完整记录,异常发现概率将显著提升。

合同管理的全流程电子化为证据链条提供了技术基础。当合同发起、审批、签署、变更、验收、结算全部在线上完成时,每个操作节点都会留下时间戳和操作记录。这种“全流程留痕”的威慑效应往往比制度条文本身更为有效,因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操作过程的不可追溯性,当这种不可追溯性被技术手段消除时,腐败动机本身就会受到抑制。

比如,腾讯自建多个AI分析工具构建动态风险模型,通过对采购价格历史数据、供应商关联交易、异常资金流转模式的持续监测,将传统的“事后查处”转变为“实时预警”。当AI系统能够在海量交易数据中识别出某供应商中标频率偏高、某岗位采购价格持续高于市场均值、关联供应商之间存在异常资金往来等异常模式时,合规团队的工作重心就从被动接收举报转向主动识别风险。

但技术工具的引入不能替代制度层面的基础建设,数字化管控系统的效能取决于数据输入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合同管理存在大量线下操作、验收记录可以随意补录,再先进的分析工具也无法产出有效判断。

04. 要形成举报机制与刑事衔接的闭环

权力制衡和数字化管控能压缩腐败空间,却无法完全消除腐败。在现有反腐实践中,内部举报仍然是企业发现舞弊最核心的渠道。

举报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两个要素:举报渠道的可及性和举报人的安全保障。匿名举报通道是基本要求,但真正制约机制运转的是举报人的安全保障。在许多企业的组织文化中,举报人面临较高的隐性惩罚风险,如同事疏远、晋升受阻等,这些隐形惩罚风险可能远超举报奖励所能弥补的范围。米哈游建立的举报人保护和奖励制度,其实际效果取决于,当举报人信息被严格保密、当举报人遭遇报复时企业能迅速介入纠偏等执行层面的刚性,如此,举报机制才会真正运转起来。

内部调查能力是举报机制有效运转的另一关键,这种内部调查到刑事追诉的衔接路径,要求企业在调查阶段就充分考虑证据标准。刑事追诉对证据的要求远高于内部处理,企业固定的证据材料需要达到能被司法机关采信的标准,因此,合规团队在调查程序设计之初,就应当以刑事追诉的证据标准为参照。

行业联动机制也进一步扩展了企业反腐的能力边界,比如“阳光诚信联盟”和“企业反舞弊联盟”的黑名单共享机制,使被确认存在舞弊行为的人员和供应商在联盟成员间被同步限制合作。在缺乏信息共享的环境中,被一家企业辞退的舞弊人员可以轻松进入另一家企业继续作案,这一行业联动机制解决了舞弊者的“惯犯”问题。

当然,行业联动机制也面临法律边界的约束,如黑名单共享涉及个人信息的跨企业传输,需要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内审慎操作,避免因反腐合作本身引发新的法律风险。

05. “追查不设期限”为反舞弊提供制度权力

米哈游声明“对舞弊行为追查不设期限”,需要从两个维度解读。

对在职员工而言,这一声明传递的信号是:腐败行为的后果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消减。这个信号消除了常见的“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安全了”的侥幸心理。当追查不设期限成为刚性制度时,每一笔历史交易都可能成为未来调查的对象,腐败行为的“安全期”彻底消灭。

对企业自身而言,这意味着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主动清理。如果选择既往不咎,等于向在职员工传递“合规只是口号”的信号,新建立的制度体系将失去公信力。如果选择全面追溯,则面临调查资源有限、历史证据灭失等现实困难。“追查不设期限”的声明在二者之间找到了平衡,即企业不承诺全面清查,但保留任何时候对任何线索进行追查的制度权力,为渐进式清理历史问题提供了制度弹性。

结合米哈游两轮通报的节奏来看,先查处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案件形成震慑,再通过持续接收举报和主动排查逐步扩大覆盖面,这种渐进式清理的路径已经初步形成。当然,这一路径的有效性,取决于企业能否在持续投入调查资源的同时,保持组织内部对反腐工作的长期支持。

06. 结语——企业反腐态势从运动式治理到制度化常态

近两年,互联网行业头部企业的反腐败工作正在从“运动式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的反腐趋势。

“运动式治理”指企业在特定时期集中资源查处一批案件,形成短期震慑,但缺乏持续的制度投入,风头过后腐败再度滋生,其局限在于反腐效果高度依赖管理层意志强度,缺乏自我维持的制度基础。

“制度化常态”意味着反腐合规已嵌入企业日常运营体系,成为业务流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如吉比特公司的反腐实践提供了“制度化常态”的样本,其三级反舞弊架构将反腐责任从单一合规部门延伸至公司治理层面和一线业务单元,每三年全覆盖的商业道德审计确保了制度运行的持续性,供应商廉洁条款纳入合作协议则将合规要求从企业内部延伸至供应链伙伴。

从行业数据来看,腾讯的AI风控工具、字节跳动的季度通报机制、米哈游的联盟黑名单推送计划、吉比特的三年全覆盖审计,路径各异但共同指向一个方向是反舞弊合规正在从被动应对的管理活动,演变为企业核心治理的构成要素。

对于更广泛的民营企业群体而言,头部企业提供的反腐样本并非具体制度模板,而是一个基本判断:在业务复杂度持续上升、外部监管日趋严格的环境下,缺乏系统性反舞弊合规体系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内部损耗风险和外部合规风险。腐败的成本从来不只是被发现的案件本身,更包括那些从未被发现但持续侵蚀企业利润的隐性损失。

米哈游的两轮通报,是这一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切面,它揭示的是一个更大的趋势:中国民营企业的反腐合规治理,正在经历从自发到自觉、从零散到系统、从运动到常态的转型。

民营企业反腐方向已经明确,但反腐路径仍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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