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型结构化资管产品纠纷处理思路及策略（三）：关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规范介入效力争议

随着近年来日趋严格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将金融监管规范纳入合同效力审查已逐渐成为司法审判的共识。

当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系中，除2023年9月1日起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外，其余规范大多是由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部门所发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金融政策以及自律规则。鉴于《条例》施行时间尚短，司法机关处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同效力争议时，较少直接适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更多以"违背金融安全等公序良俗"作为切入点介入合同审查。

对于如何认定"违背金融安全等公序良俗"，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动态体系论的方法 ^[1]对审查要素进行了开放性列举：

•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规范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合同编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交易目的、政府部门的监管强度、一定期限内当事人从事类似交易的频次、行为的社会后果等因素，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当事人确因生活需要进行交易，未给社会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且不影响国家安全，也不违背善良风俗的，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但由于上述审查要素较为抽象，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一定模糊，目前暂难形成清晰且统一的裁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