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6年11月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部共六章四十七条的法律,甫一出台便被不少人称作“中国版FCPA”(FCPA,即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作为曾在检察机关从事职务犯罪审查起诉、后又长期办理跨境反腐败调查业务的刑事合规律师,笔者对这一类比既感亲切,也持保留意见,原因有二:一方面,两部法律确有同构之处;另一方面,《反跨境腐败法》的规制半径与制度抱负,远不止于一部“对外行贿防治法”。
本文将从上述实务视角出发,于新法施行之初作一次规范梳理,并为企业与个人划出合规边界。
一、立法背景与法律定位
(一)立法脉络:从改革部署到专门立法
《反跨境腐败法》的出台并非一日之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说明》1指出:“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强调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纳入重要改革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列入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另据《人民法院报》2026年11月6日刊发的立法解读2(以下简称“立法解读”),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强追逃防逃追赃,加大跨境腐败案件查办力度”。
其直接制度背景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境外中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境外资产规模快速扩大,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问题日益突出,而此前相关规范散见于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缺乏系统集成的专门立法。此番立法,意在搭建反跨境腐败制度的“四梁八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