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经济反垄断治理的新趋势与逻辑解构及合规策略演进（五）——基于中国平台"二选一"典型案例的法律实证分析

引言

伴随平台经济的高速扩张，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垂直赛道相继呈现"寡头化"格局。在"流量即护城河"的逻辑支配下，平台规模扩张与商户获客成本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态势：头部平台商品交易总额（Gross Merchandise Volume, GMV）的持续攀升，导致搜索位、推荐位等核心曝光资源愈发稀缺。为争夺有限的流量入口，商户往往不得不接受日趋严苛的入驻条件。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迈入存量竞争阶段，获客成本激增。为防止用户"多归属"（Multi-homing）行为导致的流量外溢，平台经营者倾向于采取排他性手段锁定商户资源。

本文所探讨的平台"二选一"行为，即指平台经营者依托其市场支配地位或相对优势地位，滥用数据控制力、算法分配权、流量分发权等，强迫交易相对方只能选择与自身交易、不得与竞争性平台交易的行为。并且随着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二选一"逐渐从刚性合同条款演变为更为柔性、隐蔽的的竞争手段。根据《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平台指南》）第十五条规定，"二选一"行为分为惩罚型与激励型两种，惩罚型是指平台通过屏蔽店铺、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金等惩罚性措施实施的限制，激励型是指平台通过补贴、折扣、优惠、流量资源支持等激励性方式实施的限制。另外，根据限制的方式，可以将"二选一"行为分为技术型与协议型。协议型，即交易双方之间存在独家交易协议或者独家条款。技术型，即平台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强制商户接受"二选一"，如限制流量、降低排序等。

针对平台以"独家合作"之名行排他锁定之实的行为，我国并非仅依赖反垄断规制体系，而是通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展开规制。同时，司法实践中，法院亦常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作为补充。三条路径虽在规制目标上存在交集，但在行为定性、构成要件及认定逻辑层面却呈现出显著差异。鉴于此，本文聚焦我国司法裁判与行政执法实践，以司法实践中的代表性案例为样本，系统梳理并剖析我国法院在适用不同规制路径时的裁判思路，旨在厘清平台经济快速迭代语境下的监管趋势以及对应的企业合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