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系统性重构了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规范体系，也对一线执法履职提出了全新要求。围绕法典落地后的执法适用问题，我们推出了《生态环境执法变局》系列文章，上篇：《生态环境执法变局（上篇）——引领生态环境执法新格局的十大亮点》中已探讨执法格局、规则体系的宏观变化对执法的影响；本篇为《生态环境执法变局》系列下篇：“高频违法情形变动与执法应对的十大亮点”，聚焦日常执法中高频违法情形，提炼十大核心变革亮点，为基层执法人员准确理解与适用新法提供参考。
亮点一：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体系化入典，评价范围、未批先建责任发生重大变动
我国原有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相关规定散见于《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存在规范层级不一、适用边界交叉重叠、处罚裁量基准不统一等实操难题。《生态环境法典》将环评制度整体纳入总则编，对既有分散规范进行体系化整合、重塑与优化，多项核心内容作出实质性、突破性调整，直接影响一线执法的认定标准与裁量尺度。
第一，新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评价范围从“环境”升级为“生态环境”。法典第六十六、六十七条新增了分区管控制度，要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并落实“三线一单”，分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单元三类；第八十二条将沿用多年的“环境影响评价”，调整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突破以往侧重污染要素管控的范围，扩展至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保护内容；同时，将温室气体排放管控纳入评价范围，核设施、核技术开发利用等放射性项目也在法典中进行统一明确，统一了陆海、核与非核项目的监执法管，并衔接分区管控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