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赌回购从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九民纪要》"）出台开始"一直火到现在"，大体有两方原因：
一方面是，自2019年开始，恰逢大量基金存续期届满面临退出清盘，而上市政策收紧导致诸多项目无法退出，爆发大量对赌纠纷案件，引起市场关注；
另一方面是，作为一种舶来品，对赌回购在我国民商实体规范中没有一套对应的规则体系，诸多关键问题缺乏规定，"同案不同判"屡见不鲜。
这些争议问题中，分歧最大的、对案件裁判影响最为关键的，无疑是关于回购权的"定性争议"——由此衍生出，回购权行权期限的有无及长短等问题。
但令人不解的是，自2019年《九民纪要》认可对赌协议有效性至今，业内针对回购权的"定性争议"已持续数年，对于这一项关乎整个股权市场投资信心的重要问题，为何在立法层面始终没有动作？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整理了近期的一些思考，供大家讨论。
01.回购的法律结构是清晰的，法理层面没有解释难度，不存在"定性争议"
一直以来，实务界对回购权的定性争议是，有人认为是请求权，有人认为是形成权。这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一元论"观点。
以上争议，是当下主流。
但笔者认为，这种争议的底层逻辑是有问题的，"一元论"不符合对赌回购条款的基本法律结构。
对赌回购是一种复合型的权利安排，根据当事人的意思内容，有可能是形成权+请求权的综合安排，也有可能是只有请求权。
根据以上图示，关于对赌回购的法律结构，在法理解释上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并不存在回购权的定性争议问题。
如果说，我们对于对赌回购条款的认识存在"争议"的话，那么，这个"争议"也应该是聚焦在，大家对于"这个回购条款有无约定单方选择意思的形成权"的识别结果层面，而不是，"这个回购条款到底约定的是形成权还是请求权"的定性问题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