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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 29 OCTOBER 2026

从“先刑后民”到“民刑并行”——《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点条文解读

Jincheng Tongda & N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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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CHENG TONGDA & NEAL (JT&N) was founded in Beijing in 1992. JT&N has distinguished itself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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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系统重构民刑交叉案件裁判规则,明确"民刑并行"原则,规范受理੧

ChinaLitigation, Mediation & Arbitration

长期以来,民刑交叉案件审理中“涉刑即驳”“先刑后民”被机械适用,民事案件动辄被长期中止审理,担保责任等实体认定标准不一,当事人民事权利救济迟延,甚至出现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的情形。针对这一系列实践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以下简称《规定》),于2025年8月25日由审判委员会第1955次会议通过,并自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全文二十四条,系统重构了此类案件的裁判规则。

《规定》虽条文数量不多,却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理念更迭,即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正常审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规定》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如何审理、执行作出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此有明确表述——“先刑后民”一旦被滥用,就会演变为“以刑阻民”,阻断对被害人民事权利的司法救济。这一转换贯穿全篇,是理解具体条文的重要前提。

本文拟根据《规定》自身的逻辑结构,结合《<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就审判实务中影响较大的规则作重点解读。

01.《规定》的类型划分与结构安排

(一)两种类型:竞合型与关联型

《规定》第2条第1款将民刑交叉案件分为两类:(1)竞合型,即民事纠纷案件与有关刑事案件涉及同一事实的案件,具体指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基本事实相同;(2)关联型,即民事纠纷案件与有关刑事案件涉及关联事实的案件,具体指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基本事实存在关联关系。

区分的实益在于救济渠道不同。竞合型案件中,被害人的民事权益通常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追缴、责令退赔程序一并解决,关联型案件则往往不能。因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并非刑事被告人,刑事程序的处理结果对其没有约束力。既然刑事程序无法提供救济,就必须让民事程序独立运行,这是“民刑并行”的逻辑起点。

(二)“同一事实”的内涵及其限定作用

第2条第2款确立了“当事人相同+基本事实相同”的双重标准。《<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两项要件均有进一步说明:

“当事人相同”,主要指民事案件的被告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且民事案件的原告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被害人死亡情形下承继其权利的近亲属。这一说明解决了此前实务中的疑问,即被害人死亡后由近亲属起诉,仍属“当事人相同”,不能仅因诉讼主体形式变化就认定构成关联型案件。

“基本事实”,从民事视角看是关系到当事人基本权利义务、民事责任有无或大小的事实;从刑事视角看是关系到罪与非罪、如何量刑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只对“同一事实”作了界定,未界定“关联事实”。《<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的解释是:明确同一事实的概念后,关联事实不言自明——涉及刑事犯罪但又不属于同一事实的,都可纳入关联事实范畴。这意味着“关联事实”是一个剩余概念,其范围由“同一事实”的边界反向确定。因此,“同一事实”认定得越宽,民事程序被阻断的空间就越大。第2条第2款设置双重要件,实质是对这一认定作限缩。

(三)结构安排背后的价值宣示

《规定》第1条、第2条为总则性规定,第23条、第24条为附则。主体部分按“先程序后实体”展开,而在程序部分排序上,关联事实情形下的程序适用(第3—11条)被置于同一事实情形下的程序适用(第12—16条)之前。

这一顺序安排背后,《<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于“旗帜鲜明地把‘民刑并行’的要求贯彻到立案、审判、执行的全过程,坚决纠正动辄以涉刑为由不受理民事纠纷,甚至利用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的现象”。关联型在前,表明民刑并行是原则,同一事实情形下的刑事程序吸收是例外。

02. 关联事实情形下的程序适用(第3—11条)

(一)受理:第3条列举的功能定位

第3条由《九民会纪要》第128条发展而来。六项情形中,第(一)项至第(五)项的共同特征是民事被告与刑事被告人不重合,具体包括以他人名义订约构成犯罪而相对人请求被代理人担责、职务行为构成犯罪而请求单位担责、债务人犯罪而请求非共犯的担保人担责、部分债务人犯罪而请求其他债务人担责、侵权构成犯罪而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第(六)项为兜底。

关于本条的功能定位,《<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明确强调:第3条列举应予受理的情形,并不意味着立案阶段需要进行实质审查,而是通过列举常见情形,防止轻易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实践中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予以受理,受理后如何认定责任承担,适用第17条至第22条。

(二)审理:分别审理为原则,中止为例外

第4条第1款确立分别审理原则,并以但书设置中止条件:只有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且有关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才中止诉讼。与第3条结合,构成民刑并行原则的完整内涵:分别受理、分别审理。两项条件缺一不可,且均为实质判断。“必须以……为依据”排除了“有关联即可中止”的解释空间。

反过来看,绝大多数关联型案件不符合这一要件。例如担保人担责案件中,主合同效力、担保合同效力、担保人过错、债权人审查义务,均可由民事审判庭依民事证据规则独立认定,无须等待刑事裁判。

(三)第5条:对“以刑阻民”的正面规制

本条是三款的递进结构,规制的是实务中最常见的两类干扰。

第1款针对当事人一方。实践中经常出现一方当事人或案外人以已向侦查部门报案、有关机关已出具刑事受案回执为由要求中止民事诉讼。本款明确:受案回执只能证明有关机关收到材料、启动了初步审查,不能证明行为已构成犯罪,更不能证明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依赖该刑事程序。第1款要求审查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中止条件,即回到第4条第1款但书的双重要件。

第2款针对办案机关。此前《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经济纠纷规定》)第12条确立的是单向配合义务,即公安或检察机关函告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后,法院经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判断标准是“有无犯罪嫌疑”,而这一标准由办案机关的函告实质主导。第2款将判断标准改为“是否同一事实”,并明确不属于同一事实的,民事案件继续审理,将决定继续审理的情况及理由告知有关机关。这意味着法院对移送要求拥有实质审查权和拒绝权。

第3款是新增内容,确立了双向移送规则,不仅要求发现涉嫌犯罪线索、证据材料时及时移送负有查处职责的机关,还要求发现“不当利用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等刑事追诉不当”的线索、证据材料时同样移送。后者作为反向监督条款,系首次明确写入司法解释,这是《规定》在防止公权力不当介入经济纠纷方面最具标志性的条款。

(四)第6—8条:事实认定与证据采信的三个层次

这三条是《规定》在证据法层面的细化,解决的是民刑并行条件下两套程序如何共享事实认定成果。三条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区分的关键在于刑事程序对该事实作出了何种处理。

第一层:生效刑事裁判已认定的事实(第6条)

第6条第1款与此前其他法律法规保持一致,确立生效刑事裁判的免证效力。第2款是本条重点,且其适用要件在条文中即已限定——“当事人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刑事裁判所认定的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的”,审理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函告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人民法院。第3款进一步规定,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认为原判并无错误的,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应当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审查处理。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这一要件作了展开说明:推翻后会影响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民事法院应在作出生效民事裁判前函告,不能径行裁判;收到函告的法院认为生效刑事裁判确有错误的,应依法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坚持认为没有错误的,民事法院应层报共同上级法院审查处理。推翻后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则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辩论,按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认定有关案件事实。

第二层:未作为刑事定案根据的证据材料(第7条)

第7条对于未作为刑事定案根据的证据材料采信设定了两项并列要件:“如果该证据材料未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根据,且未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组织当事人质证,并根据质证情况决定是否采信。”

这一但书式的第二要件更为重要。“未作为定案根据”实际上包含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情形:一是因证明力不足未被采信,二是因合法性问题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第7条对二者作了区分处理,前者可在民事诉讼中重新质证、由法院依民事证明标准判断是否采信;后者则被明确排除在质证范围之外。

第三层:因未达刑事证明标准而未认定的事实(第8条)

刑事案件未认定的事实对关联民事案件不具有预决效力。《<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说明了理由: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待证事实虽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但如果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条、《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86条规定的证明标准(高度可能性),则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予以认定。

小结:综合上述三条规定,民事审判获得了独立的事实认定空间,刑事结论不再自动决定民事结果。这一点对被害人一方意义重大。刑事因证据不足未认定的事实,民事中仍可能获得支持,且此时应主动援引第8条,避免法院以“刑事未认定”为由直接否定。

(五)第9条:追缴退赔与民事裁判执行的双向扣减

在民刑并行前提下,被害人可能既通过民事裁判向被告人之外的主体主张责任,又通过刑事追缴、责令退赔获得赔偿,产生“双重受偿”。第9条分两款处理,法理基础是损害赔偿的填补功能。

首先须准确把握主张扣减的主体,两款均限定为被请求担责的一方,而非笼统的“当事人”:

(1)第1款(审理阶段):当事人依第3条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对方当事人主张在民事裁判中相应扣减已经通过刑事追缴、责令退赔等方式返还或获得赔偿的部分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第2款(执行阶段):民事裁判生效后,被执行人主张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相应扣减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这一限定有较强实务意义。扣减是被请求担责一方的抗辩事项,而非法院依职权主动核减的事项,也不是原告一方的义务。作为被告或被执行人,若已通过刑事程序向被害人返还或赔偿,必须主动提出扣减主张并举证证明扣减数额;未提出的,法院原则上不依职权主动扣减。但刑事退赔事实清楚、金额明确的,法院可以向当事人释明,提示其相关权利及诉讼风险,但最终仍需当事人主动主张并举证。反之,作为债权人一方,应对对方可能提出的扣减抗辩有所预判,核实其主张的追缴退赔是否实际到位。

(六)第10条:案外人救济的三级路径

本条确立的是递进叠加的救济结构,而非按阶段互斥分流。条文表述为:案外人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的,不予受理,并告知其可以向办案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刑事案件已经起诉至人民法院的,还应当告知案外人可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权属异议,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意见,必要时通知其出庭。第2款针对生效刑事裁判对涉案财物的处理,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

“还应当告知”表明:案件起诉至法院后,申诉控告与权属异议两条路径并行可用,而非后者取代前者。起诉前只有申诉控告一条路径,起诉后增加权属异议,裁判生效后转入审判监督程序。三个阶段对应三种救济强度递增的安排。

(七)第11条:刑破并行的原则与留待细化的规则

此前的问题是:单位一旦涉嫌犯罪,破产申请往往不被受理,理由是财产状况需待刑事查明、涉案财产需由刑事处置,结果刑事程序旷日持久、破产无限期搁置,普通债权人既无法申报也无法分配,资产在查封状态下持续贬值。第1款打开了这一入口,即单位涉嫌或构成犯罪同时符合破产条件时,法院可以依法受理。第2款明确两程序可以分别进行但须统筹衔接,第3款规定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依法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情形参照适用。

关于清偿顺位这一核心争议,《<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给出了原则性指引:对刑事追缴的财产,除可甄别为被害人合法财产而直接发还外,其他财产均应纳入破产财产,由所有债权人集体受偿。这一表述虽未写入条文,但代表了制定机关的立场,在个案协调中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同时《<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也明确:涉及刑事犯罪的破产案件较为复杂,第11条只是为此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一般性指引,相关具体规则可由司法实践进一步探索、细化,例如非法集资等涉众性犯罪另有规定时不适用第11条的一般性原则。换言之,违法所得与债务人财产混同时的区分方法、刑事追缴与破产财产分配竞合时的优先顺序等问题,仍需通过个案协调及后续指导性案例解决。

03. 同一事实情形下的程序适用(第12—16条)

本部分未作系统规定,只针对五个具体问题作出安排。其共同特征是刑事程序无法提供救济或救济不充分时,为民事程序保留通道。

(一)第12条:附带民事裁判生效后新产生费用的另行起诉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说明了本条的现实针对性:犯罪行为导致的被害人损失,如基于人身损害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具有滞后性、持续性特征,随被害人病情发展变化即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会陆续产生新的相关费用,无法在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中一次性解决。另行起诉的范围限于裁判生效后新发生的费用,不包括原审中已主张但未获支持的赔偿项目——后者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

(二)第13条:嫌疑人逃匿时人身损害的先予救济

本条针对的是程序真空问题,即嫌疑人逃匿导致刑事程序迟迟不能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或继续审理,被害人既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无法通过刑事追缴退赔获得救济,而医疗费在持续发生。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说明了本条与附带民事诉讼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因犯罪行为造成物质损失的,虽允许当事人在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另诉之间二选一,但导向上鼓励优先选择附带民事诉讼;第13条之所以强调支持另行起诉,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具有时间限制,需在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提起、与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对于嫌疑人逃匿导致刑事诉讼在较长时间内无法进行、甚至根本无法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被害人无法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及时获得救济。

本条的规范意义在于确立了“追诉停滞时民事救济不因刑事程序而阻断”的原则,且明确指向人身损害这一最需及时救济的领域。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将其价值基础表述为“对生命健康权的尊重与保护”。

(三)第14条:执行中发现涉及犯罪的处理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说明了本条的现实来源:除非法集资犯罪外,由多个合同组成的诈骗类犯罪中这一情形尤为突出。行为人以借款、投资等名义多次骗取他人财物,其中某个借款合同、投资合同只是诈骗犯罪事实的一部分,有的甚至单个合同金额未达入罪门槛,使得审理民事纠纷时很难发现相关事实涉嫌犯罪,容易出现民事裁判已进入执行阶段才发现涉及刑事犯罪,而刑事案件可能还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

由此产生两个问题:已执行的部分是否执行回转?未执行的部分是否继续执行?《规定》的答案是:中止执行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办理刑事案件的机关;生效刑事裁判将有关民事裁判的申请执行人认定为集资参与人等的,按照刑事裁判执行,民事裁判终结执行;已全部或部分执行到位的,在刑事裁判或刑事执行程序中相应扣减。

(四)第15条:刑事不予追究时的民事受理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四类情形逐一作了说明,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关于不起诉的类型问题。《<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指出,不起诉可分为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等;在此情形下,行为人虽然免除了刑事处罚,但仍可能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故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还补充了一项重要说明,即使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情形,也可能是因为其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并不代表被告人没有侵害行为。这进一步强化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相互独立的原则。

其二,第2款处理部分事实情形。刑事案件中常见部分事实被认定构成犯罪、部分因证据不足未予认定,此前对未认定部分能否单独起诉缺乏依据。第2款填补了这一空白,《<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此的概括很准确:在刑事不予追究的情形下,相关案件就是单纯的民事案件,故有关民事责任的承担应直接依照民法典的规定确定。

(五)第16条:被告人不构罪,已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如何处理

本条规定刑事审理认定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已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可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有关民事责任的承担依照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确定。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责任承担部分的说明值得注意:因被告人的行为未构成犯罪,由此引发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实质上与单纯的民事案件无异,故应依照民法典确定。《<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并明确本条既适用于公诉案件的刑附民程序,也适用于自诉案件的刑附民程序。

04. 实体规定(第17—22条)

第17—22条构成一个有严格顺序的分析框架:第17条解决合同是否有效,第18—20条按犯罪类型解决法律效果归属于谁,第21条在此基础上解决担保责任,第22条处理程序迟延的实体后果分担。这一递进式审查框架的逻辑在于刑事评价不能替代民法判断,合同效力与责任归属应严格依照民法典规则认定。

(一)第17条:确立构成犯罪不等于合同无效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说明了采纳这一立场的三点理由。其一是规范分工:民事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各有独立的规范价值、评价体系和适用规则,刑法将订立合同的行为评价为犯罪,不能当然代替民法的评价;有学者指出,违反刑法导致的是刑事制裁的适用,而认定合同无效并非一种制裁,也不是法律责任形式,只是对当事人合意的否定评价,故违反刑法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其二是保护效果:一概以涉刑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不一定有利于保护相对人权益。涉及贷款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的合同,若简单以构成犯罪为由认定无效,则担保合同亦无效,可能实际导致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偏离刑法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其三是实践基础:该规则已在2020年修正的《民间借贷规定》第12条的施行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且效果良好。

(二)第18条:恶意串通情形的规则选择

本条处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利益并构成犯罪的情形,确立三项规则:第1款规定当事人不能径行援引民法典第154条关于恶意串通的规定而主张合同无效,其理由在于,民法典第164条第2款已对“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作出专门规定,应当优先适用该款关于代理权滥用的规则,而非一般地援引第154条认定法律行为无效。第2款规定合同对单位不发生效力,但单位享有追认权,单位追认的,合同对单位发生效力;不追认的,合同后果不归于单位。第3款规定单位可请求法定代表人与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与民法典第164条第2款“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一致,单位既可主张合同不发生效力,也可请求恶意串通双方连带赔偿损失。

本条适用前提是构成犯罪,若仅为民事上的恶意串通而未构成犯罪,不适用本条,仍依民法典第154条处理。

(三)第19条与第20条:以代理制度重构效果归属规则

1. 方法论的转变

这是《规定》对旧规范改造最彻底之处。《经济纠纷规定》第2条至第6条采情形列举法:第4条以“个人借用单位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为准,出借单位承担赔偿责任,被害人明知系借用仍订约的除外;第5条第1款以“盗窃、盗用公章等,或私刻公章”为准,单位不承担责任;第5条第2款规定私刻或擅自使用公章而单位有明显过错且与损失有因果关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第6条则按承包租赁期满后是否收回公章、是否及时通知相对人分别规定承担或一般不承担责任。

列举法的固有缺陷是无法穷尽且标准不统一。单位责任的有无,取决于行为人取得公章的方式,而非取决于相对人有无正当信赖、单位有无可归责性。大量案件落在列举之外,法院只能类推,结论难以预测。

第19条改用要件法:不问行为人如何取得名义外观,只问该外观是否构成有权代理或表见代理。判断标准从“行为人的手段”转移到“相对人的信赖是否正当”,覆盖能力与可预测性均大幅提升。

2. 举证责任的相反配置

第19条第1款按法律效果是否归属分为两项,二者在举证责任、责任性质、责任范围上均有实质差异。

第(一)项有权代理或构成表见代理:合同对单位或他人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主张合同后果,责任性质是违约责任,以合同履行利益为限,受可预见性规则约束。

第(二)项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对单位不发生效力,相对人主张违约责任的不予支持;但单位对法律效果不能归属有过错的,相对人可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该责任参照民法典第157条确定。

关于第(二)项的责任性质,《<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明确了此前存在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属侵权责任,另一种认为属缔约过失责任,《规定》采纳第二种观点,以民法典第157条为基本依据。但考虑到某一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不归属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与法人以自己的名义订立的合同无效有所区别,故表述为“参照适用”第157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的规定。

“参照”而非“依照”的用意在于:第157条的完整后果包含返还财产与折价补偿,但此类案件中财产往往已被行为人骗取并流入刑事追缴范围、单位并未实际取得利益,故返还、折价补偿通常不适用,法院参照的主要是其中的过错赔偿规则。同时,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性质与“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表述,意味着赔偿范围以过错程度和信赖利益为限,不包括履行利益,与第(一)项的违约责任在数额上可能差异显著。

3. 表见代理认定的两个层面

第(一)(二)项的分界完全取决于表见代理能否成立。涉刑案件中的特殊难度在于行为人的名义外观往往是通过犯罪手段取得的。依《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判断应区分两个层面:

外观形成是否可归责于单位:出借公章、介绍信、空白合同书,公章保管疏于管理致被擅自使用,人员离职或职务变动后未及时收回授权文件、未通知交易相对人。

相对人信赖是否善意且无过失:若明知行为人系借用名义仍订约,或对明显异常的交易条件,如远低于市场价的采购、要求向个人账户付款、绕过正常审批流程,而未作任何核实,则信赖不具正当性。

4. 第20条: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情形的规则反转

第19条与第20条是实体部分最易混淆之处。两条都涉及“行为人以单位名义订约并取得财物后据为己有”,但规则方向相反。区分的实质在于犯罪对象不同: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的对象是相对人的财物,相对人是犯罪被害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的对象是本单位的财物,被害主体是行为人所在法人、非法人组织,而相对人是正常交易对方。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第20条的论证逻辑很清晰: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成立职务侵占等犯罪,意味着生效刑事裁判已经确认行为人侵犯的是法人、非法人组织的财产而非相对人的财产;而作出这一认定的前提,正是合同的法律效果归属于法人、非法人组织。此时法人、非法人组织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

同时,当行为人成立职务侵占等犯罪时,法人、非法人组织是被害人,其损失应通过刑事追缴、责令退赔解决;而合同相对人并非职务侵占等犯罪的被害人,其损失无法通过刑事追缴、责令退赔予以救济,故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合同责任。

这一论证揭示了第19条与第20条分流的深层理由:在诈骗类犯罪中,行为人欺骗的正是相对人,相对人的信赖基础本身是被犯罪手段伪造或滥用的,故须逐项审查信赖是否正当;在职务侵占类犯罪中,犯罪发生在合同履行的后端,行为人基于职务上对单位财物的管理、经手权限,将单位依合同应支付的款项或依合同取得的货物非法占有、挪用,对外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本身是真实、正常履行的。单位内部人员的犯罪属单位内部管理风险,依风险控制理论应由单位承担,不应转嫁给善意相对人。

(四)第21条:涉刑担保案件的三步审查

既往规定只解决程序问题,但法院受理后如何审查、担保人在何条件下可摆脱责任,此前无任何规范规定。《<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指出,实践中存在认定主合同有效后僵化适用担保规则、一概认定担保人承担责任的倾向,由此造成不公平后果,第21条填补的正是这一空白。

1. 主动审查主合同效力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主合同的效力”是法院的主动审查义务,不以当事人主张为前提,与第17条直接衔接——主合同不因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而当然无效。

据此,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依从属性亦无效(民法典第388条、第682条)→进入第2款过错赔偿;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效力独立判断→进入第1款可撤销事由审查。此前实务中相当常见的推理链条是“债务人构成犯罪→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仅承担不超过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第17条与第21条结合,从源头上切断了这一链条。

2. 可撤销事由与除斥期间

第1款列举四项可撤销事由,其中第(一)项与第(二)项的差异需准确理解:债务人欺诈担保人的,以“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为条件;债务人胁迫担保人的,无此条件限制。

这一差异是对民法典第149条与第150条的准确对应。第149条规定第三人欺诈须以“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为撤销条件;第150条对第三人胁迫则未设此限。法理在于担保关系存在于债权人与担保人之间,债务人是担保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其欺诈原则上不影响担保合同效力;而胁迫对意思自由的侵害程度远重于欺诈,对受胁迫方的保护不应以相对人知情为条件。

第(三)项针对债权人自身的欺诈、胁迫,适用民法典第148条、第150条前段;第(四)项为兜底,可涵盖第147条重大误解、第151条显失公平。

“在法律规定的权利行使期间内”是本款限定条件,也是风险因素。撤销权受除斥期间约束: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受胁迫的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刑事程序推进往往耗时较长,担保人可能在刑事案件审结前根本不知自己被欺诈,如债务人虚构的借款用途,要到侦查查明资金真实流向后才暴露。若在提供担保后第五年才知道撤销事由,撤销权已消灭。

3. 过错认定与责任比例

第2款引入三项考量因素:担保人的职业身份、认知能力、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说明,这是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17条基础上,把担保合同被撤销的情形也纳入规制范围,并采取动态系统论的思路,就如何认定担保人过错大小作出指引。

这三项因素中,专业担保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以担保为业、具备风险评估能力与专业团队,其被骗的可归责性较低,注意义务标准明显高于普通自然人;后者提供担保往往基于人情关系、认知能力有限。与债务人的关系则具有双向性,亲属、合伙人、母子公司等关系既可能说明担保人对债务人情况更了解,也可能说明其提供担保出于情谊而非商业判断,需结合具体案情。

4. 第3款:债权人过错与担保人责任减轻,须严格把握

第3款方向相反,评价的是债权人的过错:“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对订立主合同及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担保人主张适当减轻其责任的应予支持。第2款与第3款叠加适用:先依第2款根据担保人自身过错确定责任范围,再依第3款根据债权人过错予以适当减轻。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说明了本款的现实针对性:实践中往往存在债权人订立主合同时未尽合理审查、只要有担保就放款的情形,甚至存在债权人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而放水的情况;而在我国社情下,不少担保人是迫于无奈或碍于情面而提供担保,甚至存在债权人为完成放款指标随意为债务人找担保人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债权人将风险不当转移给担保人,造成收益与风险不匹配、权利与责任失衡。

但《<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同时强调,本款的适用要“审慎、严格把握”,并给出四项具体限定,这是理解第3款的关键,实务中极易被忽略:

其一,担保合同有效时,减轻责任只能是例外。即使主合同涉及犯罪,担保人原则上也应按约定承担担保责任。担保的基本功能在于化解信用风险,有担保通常是债权人决定提供贷款的关键因素,故担保人依约担责应当是常态。只有在有充分理由认定债权人意图滥用担保制度、把风险不合理地转移给担保人时,才可以考虑减轻担保责任。

其二,准确把握过错要件。不能简单以债权人不够审慎被骗即认定其有过错,而是看债权人是否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审查义务既包括法律规定的义务,也包括交易习惯确定的义务。

其三,须同时考虑担保人方面的因素。担保人与债务人存在关联关系、担保人为专业担保机构、担保人通过债务人的反担保获得利益的,不应减轻担保人责任。

其四,适用范围与幅度均有限制。该规则只适用于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形,且只能是适当减轻而不能完全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

(五)第22条:中止诉讼期间利息的裁量

这是《规定》中唯一处理“程序迟延的实体后果分担”的条文,此前所有规范完全没有涉及。

《<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一些案件因涉刑而长期中止,产生了远超本金的天价利息,如果判决支持将会造成明显不公的后果,并使企业背上沉重包袱,也给后续的法院执行工作造成巨大困难;如果判决不予支持,则似乎法律依据不够明确。第22条正是为解决这一两难而设。

本条从两方面作出规定。程序方面,当事人对中止诉讼期间的利息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该问题组织当事人充分辩论。《<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明确了理由:中止诉讼期间利息的计算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影响巨大,不宜由法院依职权作出处理,而应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参与权的基础上,根据当事人的主张作出处理。

实体方面,中止诉讼期间利息的确定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不宜一概由债务人负担;可以综合考虑有无过错、过错程度、履行能力以及中止诉讼时间的长短等因素。

结语

《规定》共24条,在总结近三十年民刑交叉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对民刑交叉案件的审理理念、受理标准、程序衔接、证据采信、合同效力、担保责任等问题作出了体系化安排。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规定》的价值不止于纠纷发生后统一裁判尺度,更在于释放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明确信号:正常商事交易,不会因交易一方内部人员的犯罪行为而被轻易认定无效;善意相对人的交易信赖受法律保护,刑事手段不得随意介入正常经济纠纷。这对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交易制度性成本,将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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