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2年末《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到2025年12月12日《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发布，历时近三年。这一漫长周期折射出《办法》立法的复杂性，如何在压实托管人责任与防止责任泛化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在强化风险管控与尊重市场规律之间实现协调，始终是制度设计过程中反复权衡的核心命题。
《办法》的出台，并非单纯赋予商业银行更多托管责任或扩展其功能，而是通过明确职责边界、强化底线监管、细化关键业务标准，为托管业务提供清晰的制度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成为界定托管人职责边界的核心工具，前者明确托管人“可为”的服务与职责，后者划定托管人“不可为”的边界与底线，二者共同构建起托管业务权责清晰、风险可控的制度基石。
01.为何需要“两张清单”
（一）实践中的立法需求
此前，托管人究竟承担何种责任，市场与司法层面各有各的理解。投资者往往将“银行托管”等同于“银行担保”，认为资金进了托管账户就有了银行信用背书；法院的裁判尺度也不尽相同，有的坚持形式审查标准，认为托管人只需核对指令表面要素，有的则提出更高的审慎监督要求，对明显异常的交易也应保持职业怀疑。
“阜兴系”事件将这一分歧集中显露。2018年，阜兴系私募基金实际控制人失联，218亿元资金无法兑付，基金业协会与银行业协会就托管银行是否应承担“共同受托责任”各执一词。争议背后，折射出托管职责边界长期模糊的制度短板：风险来临时，托管人究竟该为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承担多少责任，始终缺乏明确依据。随着资管规模扩张、产品类型日趋复杂，仅靠行业自律规范已难以支撑市场对统一监管尺度的迫切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