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备用信用证明确约定适用UCP600开立时,中国法院究竟应当如何对备用信用证的法律性质进行识别和如何适用法律。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01.当备用信用证约定根据UCP600开立时是否应优先按照信用证条款选择进行定性和识别
UCP600本质上是一套国际商会(ICC)制定并颁布的国际信用证规则,其调整对象主要就是针对商业信用证交易。如果一份备用信用证条款本身明确约定适用UCP600开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将该备用信用证当做信用证处理并纳入信用证规则体系。因此,再次情形下中国法院是否仍然像最高人民法院在“澳新银行马尼拉分行诉江苏银行”案先例那样仅仅依据备用信用证具有担保功能1,从而依然将其认定为独立保函并适用独立保函的司法解释,这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目前中国法院已经审理的其他案件来看,实际上不同中国法院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裁判观点。因为有些中国法院将依据UCP600开立的备用信用证作为信用证处理,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司法解释;但是,也有中国法院将其认定为保函性质的法律关系,甚至最终适用独立保函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不同裁判法院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备用信用证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性质的识别实际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1.1案例类型之一:按照UCP600开立的备用信用证被识别为信用证、适用信用证的法律
首先,其中的案例是201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复议裁定的“宁夏天元锰业案件2。这是早期的涉及备用信用证欺诈和止付问题的一个案例。案件中,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是一份备用信用证,涉及金额大约为五千万美元。但是,从公开的法院裁判文书来看,该法院并没有明确说明该备用信用证究竟依据哪一套国际规则开立,也没有明确说明是否适用ISP98或者UCP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