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不少商业秘密判决书,保密协议、员工手册里的保密条款、竞业限制协议等保密制度多少都能找到痕迹,但却并不满足“相应保密措施”要件。最高法院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民事判决中明确,保密措施“不是抽象的、宽泛的、可以脱离商业秘密及其载体而存在的”,而是“具体的、特定的、与商业秘密及其载体存在对应性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程度以及权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本文围绕研发成果流转、员工离职、供应链合作三个场景,从最高法院案例里暴露出来的保密措施失效点,提出保密制度的落地路径。
一、研发成果流转:秘密在“还没定型”时就已经存在
研发成果流转的麻烦并不只在最终成果出来之后的保管,而更多地体现为,在研发过程中大量中间信息和阶段性成果处于“半成品”状态时,企业习惯性地觉得“还没到需要保密的地步”。搬易通案1中,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说得清楚。该案权利人主张的秘密点包括离职时仍在研发中的“基础性技术信息”以及项目的研发计划及进展情况,最高法院认定,阶段性成果构成技术秘密,并不以该项目最终形成的技术方案构成技术秘密为条件;承载技术秘密的载体也不以物理载体或原始载体为限,只要能够反映密点内容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已经客观形成,就可以成为适格载体。
但司法保护的前提终归是“采取了保密措施”。研发阶段如果只有一份入职时签的概括保密协议,法院很可能认为这份措施跟研发过程中的具体信息之间对不上号。所以研发场景的制度回应需要前移至立项和阶段评审环节:信息形成时同步界定秘密点,列一份秘密点清单,逐项写明信息内容、载体形式、密级和接触人员范围。清单不必求全,但至少要能让参与研发的人识别出哪些数据、哪些中间结果、哪些研发方向不能往外说。配套的是披露节奏的控制,对外技术交流、产学研对接、供应商前期洽谈按“功能概要→技术参数→核心工艺”分层披露,核心秘密点在保密协议签署和审批完成之前不要一次性披露。缺了这层识别和节奏,研发合作中的技术交流事实上就是失控的,一旦出现诉讼,无法向法院清晰呈现所主张的秘密点与保密措施之间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