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金诚同达高级合伙人黄云、合伙人徐秦（下称“笔者”）多地办案，和一些承办法官、检察官以及在体制内的一些同学好友交流“低无罪率”的问题，有些感想，写这篇文章讨论一下。
作为一名律师，提出能不能给办案人员一点“容错率”？这很容易被误解，似乎一提“包容”，就是在为错案开脱；其实本文要讨论的东西恰恰相反。2026年年初，最高院公布的《2025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让“无罪率”再次成为法律圈热议的话题，因为又创了新低（0.028%），近期周光权、韩旭等学者，以及斯伟江等律师也发表的相关的看法，发人深省。
2025年依法宣告294人无罪（自述案件130人）、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1235人；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全年受理刑事一审案件100余万件，判处生效被告人140余万人。指向同一现实：在百万量级的刑事案件背景下，无罪裁判和显性的纠错出口，仍然极其稀缺。
2025年，笔者代理的商美娜敲诈勒索案本该宣告无罪，最后也仅以撤回起诉后不起诉结案，商美娜虽在被羁押872天后被释放，但最终没能等来“无罪认证”。无独有偶，笔者代理的铁岭郝德彪涉黑案，完全不够“黑”的案件，在开完三次庭前会议后，仍无法持续推进，办案机关“进退两难”。上周，笔者代理的深圳某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当事人同样是明显无罪，最后以“实报实销”结案。此外，在朋友圈也看到一些律师分享过类似的情况。足以见得这种现象并非个例。
故而，笔者认为低无罪率或许跟办案人员的“纠错成本”有关。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办案人员在高工作强度、复杂化的司法环境中出现判断失误，而是现有一些制度把“承认错误、及时纠错”变成了比“继续硬办下去”更危险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