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1日，新加坡高等法院普通庭就 Zhejiang Crystal-Optech Co Ltd v Moveon Technologies Pte Ltd（[2026] SGHC 186）一案作出判决（以下简称“本案判决”），撤销此前准予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紧急仲裁员所作临时裁决的命令（以下简称“执行令”）。
本案判决引发了境内外仲裁界的广泛关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案涉临时裁决由中国主要涉外仲裁机构指定的紧急仲裁员作出，涉及中国内地仲裁程序中临时措施的境外执行；第二，新加坡长期奉行支持仲裁的司法政策，而法院在本案中最终拒绝执行该临时裁决，与其一贯立场存在一定张力；第三，法院拒绝执行的核心理由触及若干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包括中国法是否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当事人能否通过合意赋予仲裁庭该项权力，以及当事人选择适用允许采取临时措施的仲裁规则，是否足以构成对仲裁庭的明确授权。
笔者认为，本案判决虽然未支持案涉紧急仲裁临时裁决在新加坡执行，却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此类裁决获得执行所需满足的条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高等法院并未完全排除当事人通过明确约定赋予仲裁庭相关权力的可能性。这一论证对于当事人拟订仲裁条款、规划跨境临时救济具有重要的实务参考价值。本文将以本案判决为切入点，分析仲裁地在中国内地的紧急仲裁临时裁决在境外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法律路径及其限制。
01. 案情简介
本案争议源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判决中简称“COT”，下同）与新加坡公司 Moveon Technologies Pte Ltd（判决中简称“Moveon”，下同）之间的合资合作。2021年10月7日，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和《合资协议》，约定合作生产光学部件，并在新加坡设立合资公司 Crystal-Moveon Technologies Pte Ltd（判决中简称“CMOT”，下同）。相关项目于2022年终止后，Moveon要求CMOT偿还其为项目垫付的费用；COT则主张，该等费用属于Moveon依照《合作框架协议》和《合资协议》应当自行承担的合同风险和义务。
2023年6月，Moveon在新加坡对CMOT提起诉讼，追索其所称代CMOT支出的费用。此后，应COT申请，CMOT于2024年3月被法院裁定清盘。2025年1月，CMOT的清盘人与Moveon达成和解，同意接受Moveon约1942万新加坡元的债权申报，并于同年5月取得法院批准。COT随后申请撤销该批准命令，但其申请于2025年11月被驳回。
在此背景下，COT依据《合作框架协议》和《合资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于2025年7月21日向贸仲上海分会申请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并于7月24日提交仲裁申请。Moveon收到程序材料后表示，其需要时间审阅文件、委聘律师并取得法律意见，同时请求以英文进行程序。紧急仲裁员决定按照既定程序安排继续以中文推进案件，并于8月7日举行听证。Moveon未参加听证，也未在听证前提交书面意见。
2025年8月12日，紧急仲裁员作出临时裁决，支持COT关于维持争议债权现状的请求，要求Moveon在实体争议获得裁决前，不得收取与约1981万新加坡元争议债权有关的清盘分配款。与此同时，紧急仲裁员拒绝了COT关于暂停CMOT清盘程序的请求，理由是该项措施需要新加坡法院、清盘人及其他债权人等仲裁协议以外的主体予以配合。
2025年8月28日，COT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执行该临时裁决，并于次日取得执行令。Moveon随后申请撤销该执行令，提出四项主要理由：紧急仲裁员超越提交仲裁的事项范围；Moveon未能充分陈述其立场；有关争议不具有可仲裁性；执行临时裁决将违反新加坡公共政策。2026年9月11日，新加坡高等法院认定紧急仲裁员无权作出案涉临时措施，据此撤销执行令。法院亦审查了Moveon提出的其他拒绝执行理由，但均未予采纳。
02. 可执行的仲裁裁决包括临时裁决
关于贸仲紧急仲裁员所作临时裁决的性质，Moveon主张，该项“裁决”应被认定为“关于临时救济的决定”或“紧急临时决定”，而不属于“外国裁决”。
对此，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紧急仲裁员作出的临时裁决属于新加坡《国际仲裁法》所称的“外国裁决”。此外，Moveon的主张本身亦存在矛盾：一方面，Moveon主张案涉裁决不属于“外国裁决”；另一方面，其又依据《国际仲裁法》中有关拒绝执行外国裁决的规定，申请不予执行该项裁决。因此，新加坡高等法院未采纳Moveon的主张，并认定案涉裁决属于“外国裁决”。
新加坡高等法院进一步援引既有判例指出，紧急仲裁员作出的临时裁决亦属于可以执行的外国裁决。
新加坡法院对境外仲裁临时措施的支持，体现了国际仲裁领域的主流态度。《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7H条规定：“仲裁庭发出的临时措施应当被确认为具有约束力，并且除非仲裁庭另有规定，应当在遵从第17I条各项规定的前提下，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申请后加以执行，而不论该措施是在哪一国作出的。”
《香港仲裁条例》亦明确规定：“仲裁庭就仲裁程序而作出的命令或指示，不论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作出的，均可犹如具有同等效力的原讼法庭命令或指示般，以同样方式强制执行，但只有在原讼法庭许可下，方可如此强制执行。”该条例同时规定：“紧急仲裁员根据有关仲裁规则批给的任何紧急济助，不论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批给的，均可犹如具有同等效力的原讼法庭命令或指示般，以同样方式强制执行，但只有在原讼法庭许可下，方可如此强制执行。”
相较之下，我国法律尚未就临时裁决能否获得承认和执行作出明确规定。根据《仲裁法（2025年修订）》第88条和《民事诉讼法》第304条，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依据主要包括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即《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双边条约以及互惠原则。《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戊）项规定：“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及执行：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对于该项规定是否要求裁决具有终局效力，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各国法院的裁判立场亦不统一。此外，《仲裁法》第88条和《民事诉讼法》第304条均要求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进一步强化了裁决应当具有终局效力的观点。基于上述规定，我国法院对于临时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1。
综上，本案判决明确了新加坡法院对于执行境外仲裁临时裁决的立场，为当事人寻求临时救济增加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
03. 临时措施适用仲裁地法
Moveon申请撤销执行令的依据之一，是新加坡《国际仲裁法》第31(2)(d)条。该条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基本对应，即：“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及执行：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
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根据该条规定，如果紧急仲裁员并无权力就临时措施作出临时裁决，其作出该项裁决即属于处理仲裁协议未予涵盖或者超出提交仲裁范围的事项，可以构成拒绝执行临时裁决并撤销执行令的正当理由。因此，判断紧急仲裁员是否超越权限，需要结合案涉仲裁条款和仲裁规则进行分析。
本案所涉仲裁条款分别载于《合作框架协议》第19.1条和《合资协议》第17.1条。相关条款约定：“如果双方分别因《合作框架协议》或《合资协议》产生争议或发生与之相关的争议，应当首先通过友好协商寻求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随时将争议提交贸仲上海分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进行仲裁。”
贸仲仲裁规则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视为同意按照本规则进行仲裁。”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根据所适用的法律或当事人的约定，当事人可以依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紧急仲裁员程序》（本规则附件三）向仲裁委员会仲裁院申请紧急性临时救济。紧急仲裁员可以决定采取必要或适当的紧急性临时救济措施。紧急仲裁员决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新加坡高等法院据此认为，判断紧急仲裁员就临时措施作出临时裁决是否超越权限，关键在于审查其行使该项权力是否具有“所适用的法律”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依据。
关于“所适用的法律”，Moveon主张仅适用中国法；COT则主张，适用法同时包括作为仲裁地法的中国法和作为执行地法的新加坡法。COT提出这一主张的主要依据是，其中国法专家证人曾在三个案件中担任紧急仲裁员，并在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措施时，考虑执行地法以及有关裁决依据执行地法获得执行的可能性。
新加坡高等法院最终采纳了Moveon的主张，主要理由包括：第一，合同中的法律适用条款属于当事人对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本身并不构成对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明示选择；第二，紧急仲裁员就临时措施作出临时裁决属于仲裁程序事项，根据国际仲裁的理论和实践，应当适用仲裁地法；第三，如果采纳COT的主张，紧急仲裁员是否有权采取临时措施，将因拟执行裁决的法域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种判断方式不仅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导致仲裁庭权限处于不确定状态。
04. 中国法未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法定权力
根据双方提交的中国法专家证据，新加坡高等法院结合相关法律条文、立法资料和学术观点，最终认定中国法并未赋予仲裁庭或紧急仲裁员采取本案所涉临时措施的法定权力。
第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专属于法院。
新加坡高等法院审查了本案适用的《仲裁法（2017年修订）》第28条、第46条和第68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认为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和行为保全的决定权均由法院行使，仲裁机构主要承担转递当事人保全申请的职能。即使行为保全可以适用于仲裁程序，也不能据此推导出仲裁庭本身具有作出行为保全决定的权力。
第二，从立法目的解释的角度，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中国立法者有意采取不赋予仲裁庭临时措施权力的立法立场。
2006年4月26日，中国政府在《关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有关文件草案的意见》（行政函〔2006〕26号）中，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提出的修订1985年版《示范法》第17条、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权力的建议明确表示：“中国法律没有赋予仲裁庭采取保全措施的权利，也没有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或者发布初步命令的权力。”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尽管该意见形成于约20年前，但其反映了中国立法者在仲裁庭临时措施权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此外，司法部于2021年7月3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曾对仲裁临时措施的申请、种类和执行作出规定，但最终审议通过并施行的修订文本未保留相关内容。新加坡高等法院据此认为，这进一步表明中国立法者有意采取不赋予仲裁庭临时措施权力的立法政策。
第三，从学理解释的角度，新加坡高等法院指出，在国际仲裁领域的权威文献中，中国通常被列为不允许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法域。
相关学术观点普遍认为，在中国法下，临时措施原则上应由法院作出。
第四，新加坡高等法院未采纳COT的中国法专家提出的以下主张：“适用法律”包括仲裁规则，因此，仲裁规则对紧急仲裁员的授权等同于“适用法律”的授权。
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仲裁规则与仲裁地法是彼此独立的两套规则体系，没有权威依据表明仲裁规则应被纳入“适用法律”的范围。
此外，《贸仲规则评注》在对贸仲仲裁规则第23条的评注第2段中特别指出，该条第2款关于紧急仲裁员的规定“不适用于仲裁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仲裁程序，因为根据中国《仲裁法》规定，禁令救济由中国法院负责”。
第五，新加坡高等法院未采纳COT的中国法专家援引的若干裁判案例。
对于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作出的据称支持仲裁庭临时措施的决定，以及上海国际商事法庭于2025年作出的相关决定，新加坡高等法院指出，COT的中国法专家未提交裁判文书原文，法院因而无法查明有关案件所适用的仲裁规则及仲裁协议的具体内容，相关案例不足以作为认定本案问题的依据。
对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参照珠海国际仲裁院有关证据保全的决定而作出的保全裁定，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由于相关裁判材料仅以中文提交，且未附英文译本，因此无法予以采纳。
对于香港高等法院承认上海仲裁委员会紧急仲裁员所作临时措施的案例，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该案涉及内地与香港之间关于仲裁临时措施的特别安排，而中国内地与新加坡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安排，因此，该案亦不足以支持COT的主张。
笔者认为，新加坡高等法院从法律条文、立法目的和学术观点等方面展开的论证，对于认定中国法将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专属赋予法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笔者同时注意到，中国法院确曾在个别案件中对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措施予以支持或执行2。即使COT的中国法专家提交了相关裁判文书的原文及译本，也未必足以促使新加坡高等法院改变其对中国法的理解。中国属于具有成文法法域，相关权力通常需要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法律尚未明确赋予仲裁庭临时措施权力的情况下，法院在个别案件中作出的突破性尝试，并不具有创设或修改法律规则的效力。
05. 当事人合意可以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
在认定“所适用的法律”并未授权紧急仲裁员采取临时措施后，新加坡高等法院进一步审查贸仲仲裁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另一项授权依据，即是否存在授予紧急仲裁员采取临时措施权力的“当事人的约定”。
COT主张，当事人选择适用贸仲仲裁规则，即表明双方已经约定授予紧急仲裁员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Moveon则主张，除约定适用贸仲仲裁规则外，当事人还须就紧急仲裁员的该项权力另行达成明确约定。
新加坡高等法院采纳了Moveon的观点。法院认为，如果仅凭当事人同意适用贸仲仲裁规则，即可认定其已经授予紧急仲裁员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那么规则中“根据……当事人的约定”这一表述将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赘文。因此，当事人对贸仲仲裁规则的一般性接受，并不足以构成对紧急仲裁员采取临时措施的明确授权。
新加坡高等法院同时指出，其对该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与部分国际仲裁权威著作的观点并不一致。相关著作认为，当事人同意适用允许紧急仲裁的仲裁规则，本身即应被视为明确同意紧急仲裁员有权采取临时措施；否则，仲裁规则关于紧急仲裁程序的规定将失去实际意义。结合贸仲仲裁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具体措辞，笔者更倾向于认同新加坡高等法院的解释，即除约定适用贸仲仲裁规则外，当事人还需要对紧急仲裁员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作出单独、明确的授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中国法虽然没有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法定权力，但也没有明文禁止当事人将该项权力授予仲裁庭。因此，法院未采纳Moveon关于“即使当事人作出明确授权，仲裁庭在中国法下仍无权采取临时措施”的主张。
换言之，新加坡高等法院认可，如果当事人明确约定授予紧急仲裁员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紧急仲裁员行使该项权力便不构成越权，其作出的临时裁决亦有可能在新加坡获得执行。
新加坡高等法院的上述认定表明，在法律未作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明确约定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仲裁规则可以作为当事人授权的制度基础，但仅约定适用仲裁规则本身并不足够。这一认定为仲裁地在中国的临时裁决在新加坡获得执行确立了较为清晰的判断标准。
06. 建议与反思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实务建议与思考。
首先，新加坡高等法院撤销的是准予执行贸仲紧急仲裁员所作临时裁决的执行令，而非临时裁决本身。因此，至少就本案裁定的直接效力而言，案涉临时裁决对当事人的约束力并未被撤销。Moveon如不遵守该项临时裁决，仍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既然该临时裁决本身并未被撤销，也不能排除其在新加坡以外的其他法域获得承认和执行的可能性。
其次，对于选择贸仲作为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如果希望在争议发生后获得紧急仲裁救济，并使相关决定具备在新加坡获得执行的可能性，应当在仲裁条款中对紧急仲裁员的权限作出明确约定。例如，当事人可以约定：任何一方均有权依据贸仲仲裁规则申请紧急性临时救济；紧急仲裁员有权决定采取其认为必要或适当的紧急性临时救济措施；紧急仲裁员作出的决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最后，本案判决除援引相关法律规定和裁判先例外，还大量参考了国际仲裁领域的权威著作。相关学术观点对法院的论证过程和结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因此，中国法律人士在担任中国法专家证人时，不仅应当准确说明中国法律的规定及实践，还应重视国际仲裁权威文献的引用和分析，以增强专家意见的完整性与说服力。
文章附录
1. 根据公开信息检索，我国暂无单独承认和执行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境外仲裁庭作出的临时裁决的案例。不过在特定的案件中，比如（2021）京执复346号执行案件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瑞士商会国际仲裁院指定的紧急仲裁员作出的临时裁决支持了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中止执行的裁定。
2. 比如，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发布的《支持和保障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典型案例（九）——推动仲裁与诉讼有机衔接，支持以仲裁庭临时措施为依据的仲裁案件财产保全》，2025年1月17日，（2024）京04财保158号，链接： https://www.bicc.gov.cn/2025-01/17/c_1065195.htm；
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开出协助国际商事仲裁调查取证的调查令》，2025年5月26日，（2025）沪01协仲调2号，链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65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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