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深耕美国市场的中国跨境卖家而言，CPSC（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召回调查如同悬顶之剑——你永远不知道它何时落下，更不知道落下的力道多大。然而，比召回本身更棘手的，是围绕这场调查程序衍生出的认知迷雾：调查究竟遵循何种程序？平台会在何时切断销售通道？那些看似专业的中介机构，其承诺的 “捷径” 究竟是救命稻草还是误导陷阱？笔者基于近年来处理的多起 CPSC 召回实务案例，逐一拆解这些困惑。
2025 年，美国 CPSC 共发布 422 例召回通报，同比上升 38.4%，其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共 315 例，占 CPSC 召回总数的 74.6%，涉及金额约 113.2 亿美元。2026 年第一季度，CPSC 共发布 142 例召回通报，同比上升 40.6%，其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共 120 例，同比增加 73.9%，占 CPSC 召回总数的 84.5%。
在召回风暴日益频繁的当下，理解 CPSC 召回制度的运行逻辑与实务陷阱，是在风暴中最大限度控制损失、保全商业利益的前提。
01. CPSC 召回调查的法律定性：协商式调查程序与正式裁决程序的区分
CPSC 启动产品召回，大多始于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就产品缺陷问题向 CPSC 履行法定报告义务。CPSA 第 15 (b) 条（15 U.S.C. § 2064 (b)）规定：产品在流通领域出现 “可报告事项” 时，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应在获取可报告信息后 24 小时内向 CPSC 报告。
所谓 “可报告事项”，是指企业获得的信息能够合理支持以下结论：产品存在缺陷，且该缺陷可能构成实质性产品危害（substantial product hazard），或造成不合理的人身伤害或死亡风险；同时还包括产品违反 CPSC 强制性安全标准的情形。
